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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如何把公文寫成美文?

        公職考試網(http://www.zjkudo.com/)  時間:2021-04-07  微信公眾號:gwysydw

        如何把公文寫成美文?

        第三編 如何讓筆桿支撐你

        提要 文字表達能力是機關干部全面素質的綜合反映,沒有觀察問題、分析問題、綜合問題、表達問題的水平,是寫不出好文章的。文字表達能力,是機關干部的看家本領、核心能力,沒有這個本領和能力,在機關工作是沒有發展余地的,起碼不是個合格的機關干部。

        第十四章 公文寫成美文

        大凡能調到機關工作的,都有一定的寫作基礎,會寫公文應該沒有什么問題。然而,會寫公文是一回事,把公文寫好又是另一回事。所以,這里提出一個觀點:把公文寫成美文。

        為什么要提這個觀點?因為把公文寫成美文,在我國是有傳統的。在我國古代,文與言是相分的。也就是說,平時說話可以隨便一點,但要落成文字,就要追求盡善盡美。歷史上那些流傳千古的華章,實際上不少都是公文,如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,李密的《陳情表》,都是向最高領導寫的請示報告。這些公文,原本無意抒情或唯美,卻因為情真意切,感人肺腑,竟把奏議或請辭的公文寫成了流傳千古的美文,“讀《出師表》不流淚謂之不忠,讀《陳情表》不流淚謂之不孝”,這就是美文的魅力。

        古代有人把文件寫成美文,令人賞心悅目;而今不少人卻把文件寫成 “丑文”,令人望而生厭。早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,毛澤東就指出,我們的許多同志,在寫文章的時候,十分愛好黨八股,不生動,不形象,不講究詞章。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,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。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。毛澤東批評的文風不正的問題,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根治。

        綜合機關的公文,比較常見的話語病有四點:

        一是正確的廢話。就是那些你挑不出毛病也抓不住把柄而又毫無意義的話。

        二是漂亮的空話。也就是沒有營養的話。說多說少一個樣,說與不說一個樣。反應在機關的行文或講話中,就是那些原則來原則去不著實調的話,那些云里來霧里去不得要領的話,也包括那些看似搶眼,實則空泛的話。

        三是嚴謹的套話。就是那些長此以往形成固定套路的語言模式。這種語言模式通常包括為兩類。一類是因循慣例的套話,一類是配套成龍的套話。

        四是違心的假話。指的是在機關內部,有些話,明明是假卻要默認為真,腹誹、裝傻可以,但絕對不能點破。

        要改變這種現狀,負責公文起草的機關干部責任重大,如果我們都把公文寫成了美文,看這種文件將會是一個極大的享受。

        什么是美文?《辭源》的解釋是:美好的文辭。我覺得,美文是個與時俱進的概念。通俗地講,凡是寫得好的文章,不論是文學作品,還是實用文章,就是美文。

        那么,文章怎么叫好,怎么叫不好,怎么才能寫好,這里面的道理很多,可以說,智者見智,仁者見仁。毛澤東主席曾經提出一個要求:“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:準確性、鮮明性、生動性。”我認為,具有這“三性”的公文,就稱得上是美文。具體來說,把公文寫成美文,起碼要具備“通俗、深刻、簡明、生動”等方面的特征。

        通俗——深入淺出,言近旨遠

        文章的表現形式大致可分為四種:深入深出,深入淺出,淺入淺出,淺入深出。這四種以深入淺出為最好,以深入深出為最差。

        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。我們寫文章、寫文件的目的是給人家看的,不是給自己看的,所以只有你自己能看懂不行,最主要的是讓人家看懂才好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,就看不下去,即使硬著頭皮看下去了,似是而非,也難以收到好的成效。

        通過研究發現,不獨我們把深入淺出、通俗易懂看作是文章、文件的最高境界,外國思想文化界也是這么認為的。美國文化界對于什么是名著,提出六條標準:一是通俗的,二是讀者最多,三是言近旨遠,四是持久不過時,五是教育性、啟發性,六是涉及人類生活。前三條標準,都是講的深入淺出、通俗易懂。

        什么樣的文章算深入淺出、通俗易懂?一言蔽之:“外行人能看懂,內行看著不外行。”尤其是那些專業性、技術性強的公文,需要在起草過程中,進行通俗化、淺顯化、大眾化處理。最常見的方法是借喻明理,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比喻或打比方,它一般借助具體的、淺顯的、熟知的事物去說明或描述抽象的、深奧的、生疏的道理。我們來舉例說明,就會更容易理解一些。

        我國加入WTO之時,許多國人對于加入WTO的深刻含義還不是很清楚。龍永圖在做報告時解釋說:由于我國目前經濟比較弱,美國等西方國家比較強,面對面解決貿易摩擦和糾紛我們處于不利地位。作為發展中國家,中國是愿意使用WTO多邊的爭端解決機制的,這是加入WTO的一個好處。這個道理很簡單,一個大個子和一個小個子發生矛盾時,大個子最喜歡兩個人面對面解決,把小個子拉到陰暗的角落里單挑,狠揍一頓。小個子則希望把沖突拿到人多勢眾的地方去,希望有人來主持公道,講點道理。所以,我們是愿意使用WTO多邊的爭端解決機制的。

        龍永圖這樣一講,使聽眾輕而易舉地明白了加入WTO的好處。我們寫文章就是如此,一定要通俗。

        深刻——觸及問題,觀點鮮明

        認真分析一下文字材料的歷史,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,無論是實用文章,還是文學作品,有的寫出來后影響非常之大,有的甚至流傳千古,成為千古絕唱。比如從典型材料來看,如寫祖狄的“聞雞起舞”,寫孟子母親的“孟母擇鄰”,寫匡衡的“鑿壁偷光”,等等,這些故事雖已流傳了幾千年,家喻戶曉,但還是會不斷地流傳下去。就從“建議”類的公文說,如李斯的《諫逐客令》、魏征的《諫太宗十思疏》等等,都是歷史上的名篇,一兩千年流傳不息,代代相傳,其中蘊含的思想到現在人們還在引用。

        當然,也有一些文章,寫出后沒有引起人們的任何重視,甚至一出手就無聲無息了。大家都去過故宮,故宮墻上寫了許多萬壽無疆賦,那是給慈禧太后祝壽時寫的,仔細看一看那些賦,文字寫得非常華麗,對句非常工仗,寫得也非常好。又寫在墻上,那么多人到故宮去,應該說廣告面是很廣了,可是到現在為止,卻從沒有聽到哪個人說,故宮里的萬壽無疆賦有哪一篇寫得好。

       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?我們認真研究就會發現,文章反響大小、影響遠近的根源,關鍵看是不是觸及到了問題,是不是針對一定的問題去寫,凡是觸及到問題的,影響就大,流傳就遠,反之則無病呻吟,有的只是華麗的詞藻,有的只是龐雜的材料,不是針對什么問題,解決什么問題,人們讀過之后,根本不知道作者在贊成什么,反對什么,沒有思想,沒有觀點,沒有靈魂,就不會產生什么影響。所以,我們要把公文寫成美文,就要敢于觸及問題。

        首先,觸及的問題越尖銳、越突出,引起的影響就越大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這樣的體驗,有時一項工作或一個社會問題,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得很突出,矛盾很尖銳,大家覺得迫切需要改變,需要解決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有人針對這一問題拿出好的經驗,提出好的辦法,馬上會使人豁然開朗。而且觸及的問題越尖銳,針對的問題越突出,引起的影響就越大。比如,一段時間以來,廣大人民群眾對領導作風,對領導機關的工作作風,對文風、會風、話風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,意見很大,甚至深惡痛絕。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研究制定出關于改進工作作風、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,把改進調查研究、精簡會議活動、精簡文件簡報、規范出訪活動、改進警衛工作、改進新聞報道、嚴格文稿發表、厲行勤儉節約等原則要求具體細化,使上下有章可循,有據可依,并率先垂范,付諸行動。在舉國上下、國內國際引起強烈反響,獲得高度贊揚。

        其次,觸及的問題涉及范圍越廣泛,引起的反響就越強烈。實踐證明,一篇文章觸及的問題帶來的效果是:如果是針對某個人的,只能引起當事人的反應;如果是針對某個單位的,就會在這個單位引起反應;如果是針對一個行業的,就會在這個行業引起反應;如果是針對整個社會的,就會在整個社會引起反應;如果是針對人類普遍存在的,就會對整個人類產生影響。例如抗日戰爭時期,國內出現了兩種思想傾向,一種認為我們能夠迅速地消滅敵人,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,對抗日戰爭的進程抱著盲目樂觀的態度,這一種傾向被稱之為“速勝論”;另一種傾向叫做“亡國論”,認為敵我力量相差太懸殊,武器裝備、資源對比太明顯,我們不可能戰勝敵人,硬拼是會亡國的,對前途充滿了悲觀。面對這兩種主張,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,對各方面的力量進行了對比和客觀分析,明確指出: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的人民戰爭,但最后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!這就是著名的光輝篇章《論持久戰》。

        據程思遠回憶,毛澤東的《論持久戰》剛發表,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紹。白崇禧深為贊賞,認為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,并把它向蔣介石轉述,蔣介石也十分贊成。在蔣介石的支持下,白崇禧把《論持久戰》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,“積小勝為大勝,以空間換時間”,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,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。《論持久戰》這篇光輝文章,使全國人民認清了形勢,明確了我們的優勢,更加清楚了敵人存在的劣勢,懂得了如何利用我們的優勢打擊敵人的劣勢,扭轉戰爭的形勢,化不利為有利,對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做好了充分的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,對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充滿了信心,鼓舞了人們的士氣。舉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,堅持抗戰八年,終于取得勝利,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。

        再次,觸及的問題越難解決,在歷史上反復的次數越多,影響越長遠。有一首耳熟能詳的古詩:“鋤禾日當午,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流傳已經兩千年了,到現在還在傳頌,為什么它有那么強的生命力?因為這首詩針對的有些人不珍惜勞動人民汗水的現象還廣泛存在著。正因為“舌尖上的浪費”現象觸目驚心,令人心痛,所以人們還經常舉出這首詩來教育大家,什么時候浪費問題不存在了,這首詩就沒有生命力了。

        再如,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宣傳了焦裕祿這個典型,在當時引起反響很大,很強烈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,現在把焦裕祿搬上電影、電視,反響還是很大,不少人感動得流淚。為什么?焦裕祿是針對有些干部的事業心不強,作風不廉潔的問題寫的,這個問題在當時干部隊伍中很突出,在現在的干部隊伍中也很突出,所以能夠在群眾中引起強烈的思想共鳴。話又說回來,焦裕祿這個典型如果拿到解放戰爭、抗日戰爭或井岡山時期宣傳,影響就不會很大,因為那時候我們全黨的干部幾乎都是這樣做的,干部隊伍中不存在事業心不強和黨風不正的問題。因而,在那時宣傳的影響,就不會有今天這么大。

        古今這兩個典型事例充分說明,無論是采取哪種方式寫文字材料,只要針對的問題越難解決,在人類歷史上反復的時間越長,影響就越深遠。反之,生命力就短。

        問題是文字材料的靈魂,要想寫出好的公文,必須要了解問題,很好地研究問題,針對問題去寫。只要善于研究問題,不會寫材料的人可以很快會寫材料,寫材料一般化的人,能較快地提高寫作的質量。相反,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,盡管付出了很多代價,想了很多點子,材料還是寫不好,更談不上寫出有影響的東西。

        所以我們寫東西,都應該建立這樣一種思想,就是我寫這個東西,究竟是針對什么問題,解決這個問題對人類社會,對我們的國家,對我們的民族,對我們的軍隊,對我們某個行業,究竟有什么用處?有用處我就寫,沒有用處就不要去做“無用功”。只要樹起了這樣的觀點,并朝這方面去努力,我們的公文寫作質量就會不斷提高,就能逐步寫出有分量的東西。

        簡明——簡潔明快、言約義豐

        簡明就是行文簡明扼要,沒有多余的話。我覺得,簡明不僅文字作品是一種形式,更是文章的一種美的素質。

        這里趣解一下“簡明”二字。這個“簡”字的下部,“門”里是個“日”字,意即從門縫里透進一絲日光。“明”,清楚明白之意,像一碗清水一樣一看到底。像這樣字少意深,清澈透明的公文,當然會受到人們的歡迎。

        如何寫出簡明的公文?

        一是縝密思考,想明白再寫。“如果你不能簡單說清楚,就是你沒有完全明白。”愛因斯坦的一句話,點到了一些人講長話寫長文的要害。許多人表述問題翻來覆去,總怕人聽不明白,其實是自己沒有想透徹、搞明白。而那些精煉深透的表達,則常常表明人們認識問題的到位程度。

        二是開門見山,單刀直入。開門見山,直奔主題,一針見血,一語道破,應該是現代公文的一個追求。就像軍人打靶一樣,瞄準靶心,講“十環語言”,切中要害,干脆利落。

        三是把握輕重,抓住要害。一份公文,一篇文章,往往會涉及方方面面,多個層面。既有輕重之分,也有緩急之分。要以最少的文字表達更多的信息和內容,就應抓住重點、抓住要害,做到以重帶輕、以急帶緩,切勿貪大求全、平分秋色、面面俱到。

        四是高度概括,薈取精華。簡練離不開概括,概括就要廣采博收。老舍先生說:“簡練須要概括,須要多知多懂。知道一百個人,而寫一個人;知道一百件事,而寫一件事,才能寫得簡練。心有余力,有所選擇,才能簡練。”(老舍:《出口成章》,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)這真是真知灼見!欲寫的少,先求其多。抓住最典型、最精當的事例和語言,文章才能精煉下來,收到簡潔明快、言約義豐之效。

        五是控制展開,干脆利落。有個作家說,文學是剪裁的藝術。我們還可以說,公文寫作是選擇的藝術。要想短而精,就應選擇那些非寫不可的東西,選擇那些以一當十的東西,選擇最能精確表達思想的布局和層次。兵不在多而在精。素材不在多而在管用。對每個思想元素、每個字句,都應來一番“檢閱”和把關。精而管用的,用在關鍵處,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,一律進行壓減和“淘汰”,力求使文章“大略如行云流水,初無定質,但常行于所當行,止于所不可止。”(蘇軾:《答謝民師書》)

        六是精心修改,反復錘煉。好材料是寫出來的,也是改出來的。魯迅先生說:“寫完后至少看兩遍,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、句、段刪去毫不可惜。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,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。”(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,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)托爾斯泰則把刪減作為一種寫作方法和竅門來看待,并且一生都奉行這一準則,他還告訴別人:“要永遠拋棄寫作可以不加修改的思想,修改三四次還太少。”(《應用寫作》2008年第1期)文學大師們之所以一再強調修改問題,原因就在于任何認識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在反復、比較、推敲、錘煉中逐步完善而成的。

        總而言之,我覺得要把公文寫簡練,把比較復雜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寫出來,就如同礦石提純、元素濃縮一樣,是要經過千錘百煉的。所以文章寫好后,字斟句酌,反復推敲是十分必要的。

        生動——能說服人,能打動人

        胡喬木在《怎樣寫文件》中曾提出公文生動的三條標準:一要引人看,要有好的介紹方法,要有吸引人的力量;二要看得懂;三要能說服人,打動人。他還指出,我們寫文章的時候,總以為自己的道理是對的,要人家相信,要說服黨和人民群眾。寫文件就是要用道理說服人,不但說服人,還要能打動人,說服著重在理智方面,打動人除了理智方面還帶有一點感情,使看的人真正被你動員起來。

        ——要注意以情動人。 我們起草公文,目的是給人看的,盡管是討論工作,但是應該有感情。提倡什么、促進什么要有感情,反對什么也要有感情。可以說,感情在文字材料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讀有感情的材料,令人如浴春風,使人愛不釋手,其中所講的東西也容易接受。無感情的材料,冷若冰霜,令人生厭,唯恐避之而不及,很難談得上發揮其作用。

        首先,位置要擺正,不居高臨下。毛澤東1957年3月12日《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》中指出,當自己寫文章的時候,不要老是想著“我多么高明”,而是采取和讀者處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,你架子擺得越大,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,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愛看。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,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。對這些教誨要謹記在心。機關干部行文,多是代表一級機關,或是代替一級領導立言。不論代機關還是代領導,都要以真誠平等的態度對待他人,始終以普通人的態度出現,不擺架子,不神氣十足,這樣筆下出來的東西就自然會動之以情,曉之以理;就會多用常見句,少用晦澀句;多用短句,少用長句;多用啟發句,少用命令句。“面目可憎”也就變為“面目可親”。

        其次,思維要辯證,不走向極端。對工作的看法,對人的看法,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,都是片面的。而在起草文字材料中,有的人容易走極端,說好一切都好,說不好一切都壞,這樣的文風也是令人生厭的。正確的方法是辯證地看,全面地看,聯系地看,發展地看,不以偏概全,一丑遮百俊,也不一俊遮百丑,實事求是,全面客觀,這樣的材料符合事物本來面貌,令人可信可親。

        再次,語言要活潑,不板著面孔。要使公文有感情,還要注意學習和使用群眾語言。這是毛澤東的號召。有人說,機關公文用群眾語言多了,會給人一種不嚴肅、不實在的感覺。這是一種偏見。嚴不嚴肅,實不實在,不在于群眾語言多少,而在于群眾是不是講了這種語言,以及用這些語言能不能正確說明觀點。如果確實有又能說明問題,選用到公文中,是可以增強感染力和真實性的。閱讀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文章,隨處都能夠看到鮮活的民間俗語和群眾語言。像毛澤東常用的“高手”“行家”“書生氣”“出洋相”“吃老本”“門外漢”“土洋結合”“草木皆兵”“天王老子”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”“不打不相識”“打開天窗說亮話”“英雄難過美人關”“不是冤家不聚頭”“一個籬笆三個樁、一個好漢三個幫”“老虎屁股摸不得”“八仙過海,各顯神通”“金玉其外,敗絮其中”“東方不亮西方亮”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“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”等等;鄧小平常用的“換腦筋”“靠得住”“不夠格”“老祖宗”“舊瓶裝新酒”“摸著石頭過河”“天不會塌下來”等等,都是從民間語言這個“大海”中提取的精華,句句親切自然,句句生動樸實。

        ——要遵循公文的語言特色。機關公文的語言,有自己的審美范疇。它要求樸實無華,規范準確,含義深刻,簡潔明快,朗朗上口,有很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。古人講:“言之無文,行而不遠。”提高公文質量,很重要的是按照公文語言特色,認真進行潤色。

        一是表述要準確。機關公文,特別是工作指導性文件,像決議、決定、意見等,都是十分嚴肅的文件,本身具有一定的法規性質,體現著發文機關的權威性,必須做到準確無誤。即使是領導講話、調查報告、總結報告、經驗材料等,表述也應該十分準確。否則,就可能起到誤導的作用,給工作和建設帶來損失。在潤色時,把握好三個要點:

        首先,含義要準確。每一句話都只能有一種意義,一種理解,不能有多種理解,不能引起疑義或歧義,不能含糊其辭,模棱兩可。

        其次,遣詞要恰當。特別是注意把握好范圍和程度的限定,不能把特定、特指的東西泛化、絕對化。涉及對某個事件、某項工作、某個人物、某個問題的評價、定性時,一定要尊重歷史,尊重事實,把握好分寸,做出符合實際的準確表述。

        再次,提法要有根據。無論是沿用過去的提法,還是創造新的提法,都要有理有據,認真考證論證,不能憑空想象。

        二是內涵要豐富。機關公文不能太淺薄,如同流水賬般,要有豐富的內涵。既要有深刻的思想性,又要有很強的針對性,還要有很強的導向性,使人有回味、思考、體驗的空間。所以,在起草公文時,要十分注重語句的高度概括和凝練,最大限度地拓展其內在的張力和思想容量,不能說“一句頂一萬句”,至少要一句是一句。托爾斯泰在創作他的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時,開始時他的導語部分寫了兩張紙,最后凝練成兩句話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其內涵比原來兩頁紙還要豐富得多。在起草文件時,要有這種精神。

        三是語言要規范。規范并不是呆板和陳舊,也不是千篇一律,而是能夠準確、鮮明、生動地表達文章的內容。郭沫若講:“就語言方面來講,要求字眼總要用得適如其量。這樣,表現的概念才會準確,也才能使人感到鮮明。”他還強調,在選擇詞句、字眼上,要多用一些心,不要選用深奧的外國式的詞句。句法構成要老實一點,要合乎中國話的一般規律。用字有兩個秘訣,就是選用現成的概念明確的字,不要用太偏僻的字。偏僻的字不明確,人家也不容易懂。含糊的字——這樣可以解釋,那樣也可以解釋的字,最好避而不用。用明確的而不是模棱兩可的字來表達,就可以收到鮮明的效果。我理解,郭老講的應該是語言規范的要旨。

        我們漢語的詞匯是很有講究的,只有認真琢磨其中的微妙之處,才能用的恰到好處。有些詞古今意義不同,比如“交通”,現在是指運輸事業,過去則講的是勾結,“內通外交”也就是內外勾結;再比如“檢討”,現代講為檢查錯誤,過去則是“總結”的意思,包括總結成績也包括指出缺點。還有一些詞褒貶不同,比如“固執”和“堅持”,實際是一樣的意思,但正確的“固執”是“堅持”,錯誤的“堅持”是“固執”。還有表示相關者身份的,比如“寡婦”和“遺孀”,都是指死了丈夫的女士,用途卻不一樣,一般的“遺孀”叫“寡婦”,有身份的“寡婦”叫“遺孀”。還有表示感覺的,比如“涼快”和“冷”,比較舒服的“冷”叫“涼快”,感覺不好的“涼快”叫“冷”。所以,我們在起草公文時,要選擇最恰當的詞,才能把意思表達準確。特別要注意的是,機關公文中,不要用網絡語言中的那種調侃式的表達,比如把“同學”寫成“童鞋”,把“悲劇”寫成“杯具”,把“媽媽”寫成“麻麻”,把“什么”寫成“神馬”那就失去了公文的嚴肅性。

        ——要注意以事感人。一般來說,事實最有說服力,也最能感動人。但只有事實還不夠。在寫作時,你還要考慮,怎樣才能把這一事實交代清楚,寫得完美,使人讀起來有興味。

        一是盡量少用形容詞。郭沫若在答《新觀察》記者問時,有這樣一段話:“要使文章生動,我想,少用形容詞是一個秘訣。現在有些文章有個毛病,就是愛堆砌形容詞,而且總是愛用最高級的形容詞,如形容一個人的美,就說‘非常非常的美’或‘極端極端的美’。又如‘六萬萬人正以排山倒海、乘風破浪之勢……’這樣的句子,就有點不恰當。”郭老講的這個問題,到現在仍有針對性和普遍性。當然,少用形容詞并不是不用,而是注意準確使用形容詞。福樓拜說過,“你要形容一個東西,就要找到那個唯一的形容詞。”形容者,外表也,形體、容貌、態勢。本來最簡單的動賓結構就能說明的事物,如果再加上形容就顯得更魅力無窮,更好看,更生動,內涵更豐富。好比素描稿上了色彩。如“他走在路上”,就不如“他愉快地走在路上”更生動;“她笑了”,就不如“她笑得像花兒一樣”更生動。所以說,形容詞一定要用準確,否則就不要亂用。

        二是要扭轉一個誤區。這就是有的認為機關公文不能太具體、太實際,不然就會缺乏普遍指導意義。由于這個思想的指導,有的在起草過程中,總是追求原則化、理性化的東西。表面上看,這樣的材料立意很高,氣勢很大,實際上卻是很“虛弱”,里面多是缺乏實際內容的大話、空話、套話。這樣的文字材料寫得再多,也只是應景文章、表面文章,對工作起不到什么作用。所以,應走出坐而論道、從虛到虛、原則來原則去的誤區,不斷提高用事實說話的能力。

        首先,善于運用自己調查的資料。這就要求動筆前,要深入基層,深入實際,調查研究,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。我過去搞新聞時,聽到一個“七分采訪,三分寫作”的說法,感到很有道理。機關干部起草公文也可以借鑒這個“三七律”,有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, 就不用閉門造車、絞盡腦汁地編造了。

        其次,善于運用數字資料。數字本身枯燥無味,但如果運用得當,就會極大增強文章的感染力、說服力。比如,周恩來總理是舉世公認的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的楷模,用什么樣的贊美語言歌頌都嫌不到位。有一份材料用了這樣一串數字:“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,據資料統計,1至5月共139天,他每天工作12~14小時有9天;14~18小時有74天;19~23小時有38天;連續24小時有5天。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。而從3月中旬至5月底,2個半月,日常工作之外,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,外事活動54次,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……”這一連串數字,真可謂感天動地!

        第三,要善于運用科研成果資料。科研成果中,有自然科學的,有社會科學的,根據文字材料需要,都可以適當運用。比如,我們經常論述堅忍不拔的精神,有的文章就列舉幾位名人的韌性:達爾文寫《物種起源》用了27年,歌德的《浮士德》寫了60年,司馬遷寫《史記》用了18年,司馬光編《資治通鑒》達19年,李時珍寫《本草綱目》花了30年,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寫了18年……通過這一座座豐碑,我們仿佛看見了這些名人為實現他們的目標而刻苦堅忍、百折不撓的高大身影,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、說服力。

        第四,善于運用典故資料。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,古今中外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典故,其中有的事例不一定真實,所闡述的思想內容卻是真實的,運用得當,可使文章增輝。我看到李瑞環同志在會見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時的講話稿,其中就運用了一個典故:古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,漢朝時,京城田氏三兄弟田真、田慶和田廣,一直和睦相處,庭院中有棵紫荊樹,長得花繁葉茂,但后來他們鬧別扭,要分家,紫荊一夜之間就枯萎了,兄弟三人大為震驚,大受感動,于是兄弟不再分家,和好如初,紫荊花又盛開如故。晉代陸機做詩說“三荊歡同株,四鳥悲異林。”唐代李白感慨道,“田氏倉猝骨肉分,青天白日摧紫荊。”上面講的故事,是體現“天人感應”思想的一個傳說,未必真有其事。但這個故事所表達的道理,的確發人深思。

        當然,寫文章、寫材料用事實說話,不能是事實材料的簡單羅列,而應該把敘事與明理結合起來,夾敘夾議,事理結合。比如,李瑞環同志引用這個典故后接著說:“我們這個5000年文明古國,之所以歷經磨難而綿延不衰,屢處逆境而昂揚奮起,就是因為有許多這樣博大深邃的思想,有一種內在的強大凝聚力。當今中國要發展,要振興,必須繼承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,特別要倡導‘和合’,強調團結。”

        ——要注意把細節寫好。我覺得,一篇好的文字材料,必定要有血有肉,詳略適當,該簡的地方一筆帶過,該繁的地方不能省略,否則就剩下干巴巴的幾條筋,像骷髏般丑陋難看。

        一是要在抽象的論述中加些不抽象的東西。胡喬木曾指出:寫文件要生動,不生動人家不愿意看,但不能像普通文學作品那樣辦。要生動就得在抽象的論述中加些不抽象的東西,這樣可以增加生動性。純粹抽象的,像算術題似的,一道道列下去,怎樣也不會生動,因為全部是抽象的。我們討論工作本來是比較抽象的東西,講的道理、列的數字是抽象的,可以穿插一些具體人、具體單位、具體事實,這樣文章就可以不那么沉悶。他還列舉了一個例子,當年湖北省委轉發關于紅安縣委搞試驗田的經驗報告,加了一些具體情節:鄉里人到縣里要見干部,干部開始說是“沒有時間”,等到“有時間”,又說“下班了”。以后城里干部下鄉,鄉里人也說“沒時間”,等了一會兒,他也說“我下班了!”引了這么件事就大為生動。還提到干部穿著鞋襪,在田岸上“檢查生產”,社員罵了他一頓,說“搖搖擺擺像個相公,莫把田埂子踩塌了!”單這句話還不夠,又問:“你罵誰?”社員說:“我罵你!”然后再加上縣委書記說:“罵得對!”有這樣的對話,印象就很深刻。從胡喬木舉的這個例子不難看出,公文起草運用細節,確能增加生動性。

        二是要把工作中的原則要求講細致。“細節”也不一定都是人物對話、人物動作,把工作中的原則要求講細致,就得有細節。比如,我們經常強調,改進領導作風,關心群眾利益,要“想群眾所想,急群眾所急,幫群眾所需”,這話沒錯,寫起來順手,讀起來順口,聽起來順耳。但仔細一琢磨,到底怎樣做才算“想、急、幫”,很難有個準確的答案。所以,千真萬確的大話、套話,不一定是有用的話,在材料起草中一定要少用或不用。毛澤東同志在《關心群眾生活,注意工作方法》中就把“細節”交代得很清楚:“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,從土地、勞動問題,到柴米油鹽的問題。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,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?小孩子要求讀書,小學辦起來了沒有呢?對面的小橋太小會跌倒行人,要不要修理一下呢……”這“應該討論,應該決定,應該實行,應該檢查。”看了這些要求,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去做,用不著費勁去揣摩領導心思。1966年邢臺發生地震,周總理來到隆堯縣的白家寨村,當他得知群眾炊具被砸壞,每天只吃干糧時,沒有提一些“要高度重視、全力解決”之類的大口號,而是指示救災指揮部負責人:“要保證群眾每家有一盞煤油燈,一個和面盆,一口鍋,一把飯勺,每人一雙筷子,一個碗”,有了這樣的“細節”,文章怎能不實在、不生動呢?

        三是用形象化語言表述理性內容。有人講,機關公文理性占很大比例,不好出細節。實際上,理性文章用形象化的語言表述出來,也能出“細節”。比如毛澤東在《論聯合政府》中講到大革命失敗后說: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,被征服,被殺絕。他們從地下爬起來,揩干凈身上的血跡,掩埋好同伴的尸首,他們又繼續戰斗了。”我們看,寫得多么簡明和生動。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是大部頭的理論著作,馬克思在描寫勞動力的買賣時這樣寫道:“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,昂首前行。勞動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,尾隨于后。一個笑容滿面,雄心勃勃;一個戰戰兢兢,畏縮不前,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,只有一個前途———讓人家來鞣。”我想,“爬起”“揩干”“掩埋”“昂首前進”“尾隨于后”“笑容滿面”“畏縮不前”等也屬“有細節”之類。所以,只要我們重視細節的描寫和運用,文字材料就會變得栩栩如生,引人入勝。

  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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